”她哽咽着，“孙主任，您是不知道，我后来去政府反映教师招考的问题，那个韩俊，还有派出所的人，一样不是东西！那个姓韩的，仗着是县长身边人，鼻孔朝天，说我无理取闹！我跟他讲政策，讲我是干部家属，按惯例是可以照顾的，县里都出了文件。凭什么还要跟那些民办老师一起考试？万一考不上，我这脸往哪搁？工作还要不要了？结果田嘉明就叫警察！在警车上…他们…他们打我！”她指着自己脸上，泣不成声。

孙海龙听着，脸上适时露出义愤填膺的神色，重重一拍大腿：“岂有此理！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爱芬同志，你的诉求是完全合理的！你是县一中的正式职工，干部家属，有政策依据，按惯例免试进入教师编制，我看没有任何问题嘛！你去找政府反映，是行使正当权利！田嘉明作为公安局长，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甚至纵容、指使公安局的同志暴力执法，这是严重的失职渎职！田嘉明…”他顿了顿，语气更加严厉，“放纵下属，滥用私刑，迫害老干部致其含冤自尽，天理不容啊！”

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他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充满了“正义感”，仿佛已经给韩俊和田嘉明定了性。旁边的刘建国听得眉头拧成了疙瘩。作为一个曾经的民办教师，刘建国的心里对教育的公平有更深的感悟，当年自己就是被人顶替。

刘建国轻轻咳嗽一声，说道：“孙主任，我看，县里组织对民办教师进行考试，也是好事情嘛……”

话没说完，孙海龙就白了眼刘建国，说道：“建国同志，立场要坚定，工作不要掺杂私人感情，把握不准的不要轻易表态……”

刘建国只能无奈的端起茶杯，喝了口水，作为入行不久的公安，也是知道调查案件必须重证据，孙海龙这种还没开始深入调查就公然表态、甚至暗示李爱芬“不考试是对的”言论，完全违背了起码的工作原则和职业操守，充满了个人情绪和目的性。这哪里是来调查的？分明是来煽风点火、预设结论的！他忍不住轻咳了一声，提醒道：“孙主任，我以前啊是教师…”

孙海龙不满地瞥了刘建国一眼，没理他，继续对李家姐妹循循善诱：“你们刚才提到，老县长生前可能说过什么，或者…留下过什么？比如…信件？笔记？任何能反映他当时遭遇和心理状态的东西？这非常重要！这是揭露真相、替老县长伸冤的关键！”

李爱琴努力回忆着，摇了摇头：“他…他什么也没留下。出门前还好好的，谁能想到…回来就那样了…”

李爱芬却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抬头：“信？… 对！信！我好像听我姐夫提过一嘴！就在他…出事前一天还是两天，他好像嘀咕过一句，‘不行我就写封信，把这事捅上去…’ 当时我还劝他别冲动…”

“哦？！” 孙海龙的眼睛瞬间亮了，“他说要写信？写给谁？信写了吗？放在哪里了？” 他连珠炮似的追问，身体几乎要离开椅子。

李爱芬茫然地摇头：“没…没看见他写啊，他就那么一说，后来就就出事了。信…信在哪，我们真不知道…”

线索似乎又断了。客厅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煤球炉子里的煤块偶尔发出“噼啪”的轻响。

孙海龙不死心，他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这间简朴的客厅。老黄县长家里除了必要的家具，几乎没什么值钱东西。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墙角一个老旧的书桌抽屉上。

“李大姐，” 孙海龙放缓了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组织上需要彻底清查，这既是对老县长负责，也是对真相负责。我们需要查看一下老县长生前的遗物，特别是书桌、文件柜这些地方，看看有没有他可能留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你们能配合组织的工作。”

李爱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起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