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对地方上的这些抵抗者进行清算，轻则仅挑几个进行诛杀震慑，重则直接就是灭门。

就比如高迎祥在川陕交界处当坐寇就与地方上的乡绅武装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地方上的乡勇民团自然是打不过高迎祥手下的百战流寇。

高迎祥平定这些乡绅武装势力之后，那是丝毫都没有手软，凡是在民团中担任官职的乡勇，一律全家诛灭以示惩戒。

还有那王铁在山西与张道濬的团练武装打斗的那会，也曾经派人去杀那些团练武装中的核心骨干成员的全家进行报复。

这些“良家子”之所以积极主动的镇压农民军，其一是因为他们的财产经不起这种大规模社会动荡冲击，一旦发生动乱他们的那点家底很有可能就直接化为乌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抵抗能力。

所以这类“良家子”非常反感农民军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动荡，对农民军的仇视这些“良家子”不比那些官绅老爷差多少。

再则，这类“良家子”群体处于两个社会阶层的中间区域，如果不往上再进一步实现阶级跨越的话，那就很有可能跌落到佃农这个更为下层群体中去，甚至是跌落到最底层的流民群体。

所以这些“良家子”也寄希望于通过镇压农民起义来完成这个阶级跨越，而历朝历代的动荡时期，还真有不少“良家子”通过镇压动乱完成了阶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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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明朝在收税的时候，也并非是对这被统治阶层中的各个群体进行无差别的压榨，“良家子”群体虽然也交税服徭役，但都是官府所摊派的合理范围之内的。

因为这大明朝的官绅老爷们也知道那些人是应该被拉拢的，拉拢一小部分压制大部分是自古以来常用的统治方法。

但随着大明朝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地方上的佃农不断的逃亡税基不断在缩小，官绅老爷们从这帮“贱民”身上刮不出来油水，自然是会将主意打到这“良家子”的身上来。

所以这些年来官绅老爷们也会将一些不合理且超出这些“良家子”承受的赋税徭役摊派到他们身上，以至于搞的不少小地主变富农，富农变中农，中农变佃农，从“良家子”这个群体中滑落为“贱民”。

这一个王朝真正的基础就是这群“良家子”，他们即使也属于被统治阶层中的群体，但他们却是社会秩序的绝对维护者。

因为他们的抗风险抗冲击的能力差，身家性命经不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所以有的时候这类群体会自发的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主动的依附到统治阶层的身边来寻求庇护。

他们与统治阶层中的官僚集团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只维护这个秩序本身，而站在秩序顶端最高统治者是谁对他们而言就不在乎了。

而一旦一个王朝的“良家子”群体越来越少，“贱民”群体越来越庞大的话，那这个王朝就会产生动荡。

“良家子”在被统治阶层中的占比减少到一定比例之后，那就是这个王朝被颠覆的时刻。

反之，如果一个王朝“良家子”群体越多，那这个王朝就会变的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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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洪承畴在陕西三边刮地皮筹集军费的税收来源，其主要的压榨对象就是这帮在过去帮助官绅镇压农民起义的“良家子”群体。

经过洪承畴这么一番竭泽而渔式的搜刮，这陕西三边的不少“良家子”直接就破产沦落为了贱民。

虽然洪承畴这一波将大明王朝这间风雨飘摇的破屋子的基石给挖掉了不少，但洪承畴成功筹集了镇压高迎祥的钱粮军资。

洪承畴凑齐军费之后，调集了固原总兵左光先、甘肃总兵柳绍宗、新任的临洮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远山西总兵孙显祖。

这四大总兵之外还有固原游击马科、汉中参将唐通、西安副将贺人龙、以及被洪承畴雪藏多年的农民